胡适高足傅斯年说“宁死不请教中医”,结果享年54岁!
上次发了胡适重病被中医治好的轶事,但是晚年的胡适对此拒绝承认。
1958年,胡适和余复洋通信中说:“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,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。”
1961年胡适郑重声明:“在三十多年前(即1920年),我曾有小病,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,疑是慢性肾脏炎,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。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,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。我并未患过此病。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,此说全无根据。”
还说:“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,为中药治好,——其实都不足信。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。”
那么你信胡适说的吗?反正我是不信的。既然做了汉奸,就等着持续被后来人挖坟鞭尸。
胡适还说:“西医,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,虽然治不好,但是西医是科学的;中医,能治好他的病,就是(因为它)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,所以中医不科学。”以后也就有了这样的论点:“有疗效也不等于科学”。
中医学之所以被指责为“落后”和“不科学”,不是因为它治不好病,疗效不确切,而是由于未能如洗衣要求的:对得的什么病和所以愈病之理要能回答上来。而且他们所要求的“科学”回答,实际上是关于疾病医学的解释模型问题。
面再来看看胡适高足傅斯年对中医的态度。
1934年8月5日,傅斯年在《大公报》发表猛烈抨击反对中医的文章《所谓国医》,在该文章中,傅斯年说:
“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,不是匪患,不是外患,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。”
傅斯年说,中医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,也没有讨论的必要,中医是腐朽的、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,对于中医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取消。
傅斯年文章中还对中医管理提出了建议:
“管理他们(指中医)的衙门,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,而不该是卫生署,……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,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。”
1950年12月20日,傅斯年因病去世,享年54岁。
这的确是求实锤得实锤。
傅斯年和胡适
附:
傅斯年(1896-1950),生于山东聊城,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。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举人。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、社会活动家。
傅斯年5岁进私塾,11岁读完十三经,1913年17岁考入北大预科经史部,与顾颉刚、沈雁冰、俞平伯同窗。
1918年傅斯年与他人合创《新潮》杂志,请胡适作顾问,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银元作经费。1919年元旦创刊,傅斯年执笔“发刊旨趣书”,宣称北大“脱弃旧型入于轨道”,不再是培养“一般社会服务之人”,而是以“培植学业”发展学问为目的……
后傅斯年在胡适引导下,放弃传统文化,全力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中。北大毕业后赴欧游学7年,虽未获文凭,却因是胡适弟子,又是当年北大学生领袖,名满学界,回国后便任中山大学教授,兼中国文学、历史两系主任,其时30岁。
抗战胜利后,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,时胡在美未归,由傅斯年代理。
“抗战”爆发后,大学南渡,钱穆也跑到云南,在西南联大任教。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,但常驻重庆,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。
在西南联大,西学占压倒优势,钱穆只能与陈寅恪、吴宓、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,备感孤独。据吴宓说,西南联大一次办“中国文化讲谈会”,先发言的闻一多、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,说“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实极浅俚,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”,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。
但钱穆偏偏不服,1941年10月,他发文称:“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,一辈浅薄躁进者流,误解革命真义,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,盛夸西国政法……于是有‘打倒孔家店’‘废止汉字’‘全盘西化’诸口号,相随俱起。”
钱穆原本就被胡适帐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鄙夷,如今又被左派视为眼中钉,钱穆当时自己说“凡联大左倾诸教授,几无不视余为公敌”。不久,钱穆只好从西南联大辞职。
抗战胜利后,各校北归,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,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,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。
钱穆备感失落,晚年述及此事,认为这是一个“特例”。回不了北大,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、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。
北大刚开设“中国通史课”,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,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。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,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,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,钱穆在北大执教期间,在讲课竞争上从没输给过胡适。
傅斯年和钱穆两人私下常互相诋毁,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,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肤浅,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,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。
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,或许是傅斯年去世太早,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。但对于胡适,钱穆却没那么客气,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,即自己89岁时,还撰文说:
“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,会中请中、日、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。日、印两国出席人,皆分别介绍。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,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。”